改革开放以来，立法工作高速推进，但是，由于历史欠账太多，为了在较短的时间内初步建立起法律体系，立法工作采取了宜粗不宜细的策略。
人民参与司法表现为两个方面。公正司法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
最后，公正司法事关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从实体上来说，公正司法就是司法机关在司法活动中要严格根据证据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从而实现公平正义，其主要包括两方面： 第一，事实认定符合客观真相。人民监督员制度是结合我国国情及司法现状而做出的一项制度创新，有利于充分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维护司法公正。以审判为中心能杜绝法庭调查虚化的现象，更加有利于证人的作证、质证，同时能改变侦查结论对于裁判结果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现象，使法庭审理更具实质性的意义。只有科学、合理的司法职权配置才能明晰司法机关的权力和义务，各司其职，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援助工作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要把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紧紧围绕人民群众实际需要，积极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援助服务，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尤其是各级司法机关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坚持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加强人权司法保障，使司法公信力有了明显提升，人民群众对司法的信心明显增强。(二)自然法学家是否从事实推导出价值？ 法哲学是法学和哲学的交叉点，哲学领域的事实与价值分离命题也反映到法哲学层面，法律实证主义的横空出世便是明证。
(28)需要特别说明，关于play通常都译为游戏，张乃根将其译作娱乐，但都不准确。在我所遇到的每一个道德学体系中，我一向注意到，作者在一个时期中是照平常的推理方式进行的，确定了上帝的存在，或是对人事作了一番议论。在众多自然法学家的论述中，找到符合从事实推导出价值的观点并不难。为道德上之该为，便是以完全而不受约束的理智性而行为。
因此，在不挖掘形而上学问题的情况下，自然法可以被理解、同意、应用以及反思性分析。综上所述，菲尼斯自然法理论的三个方面都是不可推导的。
因为在菲尼斯的论述中，唯有实践理智性方法论共同协调作用时，才有道德含义，单个的实践理智性方法论和道德没有直接关联，此其一。及至近代，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人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外在世界成为人的客体，由此，基于人的判断而产生的价值与外在于人的事实之区分成为可能，③事实与价值分离命题应运而生。而且他还指出，基本善之不证自明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人都事实上意识到善的特定列表，而是一个人一旦理解了一种善意味着什么，并按照必需的反思去识别它，那么他将意识到善是行为之根本性合理理由。当然，此立场是否具有说服力需要进一步的详细论证，菲尼斯在此方面亦着墨颇多。
菲尼斯对这些问题高度关注，在《自然法与自然权利》中专门回应。菲尼斯力图以基本善之不证自明，回避事实与价值分离这一自然法必须面对的难题。不是从关于人类自然的形而上学命题，或者关于善、恶本性的形而上学命题或者人类功能的形而上学命题推演出来。人类寻求真知的倾向不可否认，而且该倾向背后有心理根基，但讨论知识是不是一种价值不能被这种事实带偏。
(2)不恣意偏爱某个价值。(52)诚如此言，无限向后推导在任何领域都不可行，而推导终止的地方就是不证自明成立之处。
(48)菲尼斯曾言，对特定事实的认识是真理是一种价值的理性判断之必要条件。(38)参见注②，John Finnis文，第65页。
(19)参见[古罗马]西塞罗：《论共和国论法律》，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7页。(16)希拉里·普特南则提出，所有价值包括认知性价值，其权威都来自我们关于人类兴盛的理念和理性的理念。(58)然而，他在该书中同时认为：人们通过理解人类能力理解人性，通过理解人类行为理解人类能力，通过理解行为之目的而理解这些行为。这个变化虽是不知不觉的，却是有极其重大的关系的。不管是因为它有足够的证据作支撑，或者有压倒性的基础，或者因为它是明确或者不证自明地正确的。①人们何以认识自然法？自然法论者是否从事实推导出了价值？如若这些疑难问题无法得到恰当回答，自然法理论在当下的崛起便遥遥无期。
(42)菲尼斯为什么选择理论理性原则作为类比对象？原因在于，这些原则具有人们信以为真的特征，而自然法第一原则需要它们。在《自然法与自然权利》中，菲尼斯采用了类比法，即将其他不证自明的原则与实践原则相类比，以提升自然法第一原则不证自明的可接受性。
邮箱被漆成现在这样，被认为是红色，仅仅因为确实存在一个感觉的器官，它在群体共同直接经验的基础上辨别并且获知，这是且仅是实际红的东西。(29) 菲尼斯自然法理论的第三个方面是道德标准。
这两个第一原则相互之间的关系如何？从语言角度考虑，既然是第一原则，那它便不需要从其他原则推导而来。其自然状态虽然是一种预设，却建立在某些人类本性的基础上，例如人的自保倾向，再如人对暴死的恐惧。
(69)有论者提出，如果菲尼斯等人关于基本善的主张和提升基本善的事物都是事实，那么他们试图从纯粹事实前提推导道德要求，因为菲尼斯等人认为，行为理由的概念和基本善概念相关联，因此我们实践思考的理智性和行为取决于它们被人类基本善之考量引导的程度。事实命题意指描述实际存在状态的命题。(68)简而言之，追求基本善可理解为人性之一。然而，基本善必然被追求与实践原则和事实命题亦有关联。
既然基本善作为第一原则是不证自明的，那么自然法的理论基础就不在于事实，而在于其本身，恰如凯尔森将法律设定为自己产生自己的系统。简而言之，在形而上学意义上，菲尼斯并未坚持事实与价值二分法。
但是，人类所选择行为的目标恰恰是基本目的，即善。(19)虽然西塞罗笔下的人性来自神，但人性作为一种事实尚无异议。
(74)由于此处目的和价值互通，基本善便涵盖所有人类价值。由此稍作提炼，菲尼斯虽然坚持无法从事实推导出价值，但是他认为可以从价值推导出事实。
这是阿奎那用以考量一个积极存在物本性的主要方法论认识论原则。然而，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菲尼斯赞同是中有应当建构其中，没有坚持事实与价值相分离，但他在构建自然法理论之际，切断形而上学，以基本善为第一原则，坚持事实与价值相分离。学界认为，自然主义谬误和事实与价值的二分理念直接相关，⑨可将其归于试图从是推导出应当。它意味着，主体没有选择，其行为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追求基本善。
但在构建自然法理论之际，他坚持不能从事实推导出价值。菲尼斯为应对自然法理论必须面对的事实与价值分离难题，提出自然法第一原则不证自明，但他依然通过类比论证、辩证论证、客观性探寻等方式，试图强化其自然法理论的说服力，使其不致沦为纯粹的个人确信。
他说，没人比菲尼斯更清楚，自然法理念的传统捍卫者寻求确认：(1)在任何自然法中，伦理学、道德律和道德规范自身本质上都存在。菲尼斯采用类比论证试图说明，未经证明的理论理性原则在人们的思维中被广泛采用，知识之善的实践原则恰如理论理性原则一般，它们无需被证明但又正确而客观。
第一，人类对于能够完满其潜能的事物具有自然倾向，具体包括自然欲望和情感欲望。(41)参见注②，John Finnis文，第66-67页。
